知识翻译学 | 陈大亮:关于知识翻译学的元反思

发布者:刘薇薇发布时间:2022-03-23浏览次数:10

        摘要:知识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在场,但在翻译研究中长期缺席。知识翻译学的提出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让翻译知识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知识翻译学须从知识在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方面进行元反思,为其合法性寻找可靠的科学依据。知识在翻译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是联通其他翻译元素的关键要素。知识翻译学研究翻译与知识的关系,以译者知识、文本知识、理论知识、翻译过程的知识生产、翻译批评的知识评价、翻译知识史等为具体研究对象。知识翻译学以哲学的知识论、知识社会学、知识学、认知科学为立论基础,但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学科地位。知识翻译学将知识分为科学知识、社会知识、人文知识三大类,分别对应三种文本类型,不同的文本类型决定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性质。知识翻译学在学科性质上兼具科学性、社会性与人文性,纠正了传统观点的偏颇。知识翻译学具有整合各分支翻译学科的功能,是翻译研究的基础学科,可以称其为普通翻译学,与特殊翻译学与理论翻译学并列。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元反思;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学科性质

       1. 引言

       2021年的年终岁尾,杨枫在《当代外语研究》第5期和第6期发表两篇题目为《知识翻译学宣言》和《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的卷首语。虽然文字很短,但言少意多,观点新颖,涉及的学术问题前沿,是国内第一个提出知识翻译学的学者。到2022年第1期,知识翻译学由宣言发展到行动,刊登了李瑞林、覃江华、庞秀成三篇专题文章,知识翻译学研究有了实质性进展。 

       杨枫(2021a)首次区别了知识与文化的关系,并把文化从传统翻译理论的内部要素中移到外部关系上,第一次判定翻译的知识属性,重新界定翻译的定义、学科性质和分类,初步搭建了知识翻译学的三个内在要素、三个翻译标准和三个外在维度的理论框架。李瑞林(2022)针对翻译研究长期分而不合的知识孤岛状态进行元反思,将翻译纳入知识论阐释空间,试图探寻一切翻译现象可能存在的同一性基础。覃江华(2022)以知识的生产、管理与转化为研究对象,重新认识翻译的本质和价值、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与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探讨知识管理的发展空间,分析知识转化的方向与模式。庞秀成(2022)探讨的是译者的个体知识与求知模态,主张在知识论的关照下将翻译主体性规约到科学性、客观性和实证性的轨道,重新审视或反思翻译的本质、对象、文本、标准、过程、主客关系等问题。

       四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发人深思,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虽然四位学者切入视角不同,但都聚焦同一个主题:知识翻译学。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知识翻译学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很多研究问题等待解决:知识在翻译系统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与其他翻译元素的关系该如何界定?何为知识翻译学?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方法是什么?学科基础是什么?学科性质是什么?如何给知识翻译学定位?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人回答,笔者的研究就从这里开始。 

       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这篇著名的文章中,霍姆斯(Homes 2007)提出meta reflection概念,运用这种研究思路,建构出翻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元理论,描绘了翻译学的知识图谱。本文基于杨枫提出的“知识翻译学”这一新概念,借鉴霍姆斯的元反思方法,同时融入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从这门学科存在的逻辑起点开始反思,理性思考这门新兴学科赖以存在的学理基础,为知识翻译学的合法性寻找可靠的学科依据。这是一项注重基础理论的基础研究,理论基础牢靠了,上层建筑才能屹立不倒。

       2. 知识在国内翻译研究中的缺位

       不妨运用倒叙的手法从最新的文献往前追溯梳理研究现状。从2000年~2020年的这20年,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国内翻译研究成果不超过10篇文章。对于海量的翻译研究文献来说,这10篇文章可谓是沧海一粟。虽然是些零星的探讨,但毕竟看到了星星之火。从2000年再往前追溯,连个火星也看不到了,不妨用“缺位”或“隐形”这两个词来描述。

       题目中的“缺位”隐含三个修饰条件:(1)国内;(2)翻译研究;(3)时间界限。下边的内容与观点都是基于这三个前提条件而言的。关于第一条,之所以把范围限定在国内,是因为国外自柏拉图开始就明确提出知识的定义,开创了知识论研究的先河。西方译论受哲学的影响,在古代译论中就有很多关于知识的论述,有知识论研究的传统,说国外缺位,显然不符合实际。关于第二条,虽然国内各种翻译教材之类的书中,或期刊文章中经常提到语言知识、文化知识、专业知识、百科知识、知识体系等字眼,但“知识”只是作为普通词语出现,不是一个专门术语,没有成为研究对象,其意义笼统而宽泛,这样的文献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关于第三条,说的是缺位的时间划界,2000年是20世纪与21世纪的分界线,这个时间基本能反映文献分布的节点状态。

       知识是人们最熟悉的,但又是最不了解的。知识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在场,但在翻译研究中长期缺席。对于重视实践而不从事研究的翻译家而言,知识的存在是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无意识。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国内学者一直没有把知识当作翻译研究的对象,没有讨论过翻译与知识的关系,没有从知识视角思考过翻译定义、翻译过程、翻译功能、翻译伦理、翻译审美、翻译质量、翻译主体等翻译理论问题。长期以来,知识在国内翻译研究中是缺位的。其缺位现象可以从哲学基础、翻译定义、翻译构成元素、学科知识体系四个方面进一步阐发。

       知识在翻译的哲学基础中缺位。虽然古代的中国不缺知识论的资源与思想,但知识没有成为哲学家关注的对象,没有研究知识的学术传统,也没有形成知识论这样的分支学科。这种缺位的状况一直到张东荪的《认识论》和金岳霖的《知识论》问世,中国哲学界才算填补了知识论的空白。但是,“金岳霖的《知识论》大体上反映的只是西方哲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知识理论的研究成果”(胡军 2006:7),属于传统的知识论,与当代的知识论不同同日而语。金岳霖的知识论是狭义知识论,不承认知识具有社会性,也不承认个人知识的存在,没有知识美学的位置,局限性很大,很难作为翻译学的哲学基础。

       知识在翻译定义中缺位。从古到今,翻译界一直都在思考“何为翻译”的问题,下定义是简明扼要地回答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译即易、译即释、译即化、译即异、译即艺、译即变、复制、改写、再创造、语言转换、意义阐释、文化交流、信息传播、符号转换、思想再现、认知转换等关键词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维度揭示了翻译的定义内涵。但是,这些定义中唯独没有知识的位置。对于知识在定义中的缺位,李瑞林(2015:10)指出:“现有定义从语言的工具性、文化的规约性、认知的程序性、社会的建构性或技术的集成性等维度,对翻译的本质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解释,但未触及翻译的一般本质,尚不能构成翻译存在的第一推动力。”可以说,2015年之前,国内翻译界忽视了定义翻译的知识维度,没有意识到知识也是构成翻译本质的一个核心要素。

       知识在翻译构成元素中缺位。翻译研究领域很大,似乎无所不包,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翻译构成元素包括语言、文化、意义、信息、语境、文本、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译者、作者、读者、生态、认知、技术等,不一而足。可是,我们可曾把知识纳入翻译研究的构成元素?我们的论文中可曾把知识当成一个关键词?我们的著作中可曾有知识的专门探讨?我们是否思考过知识与语言、意义、认知、文化等元素之间的关系?

       知识在翻译学科知识体系中缺位。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翻译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出现很多以翻译学为名称的分支学科:语料库翻译学、生态翻译学、大易翻译学、和合翻译学、翻译伦理学、译介学、社会翻译学、认知翻译学、翻译修辞学、翻译美学、翻译哲学、体认翻译学、翻译地理学,等等。这些分支学科丰富了翻译学的知识体系,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但是,我们的学科体系中可曾有知识翻译学的位置?在讨论翻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的时候,虽然我们用了“知识体系”这个字眼,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知识体系中恰恰没有“知识”的位置。 

       3. 知识在翻译系统中的地位与定位

       翻译活动相当复杂,涉及语言、文化、知识、权力、认知等很多翻译元素。这些翻译元素相互作用,构成动态的翻译系统。知识翻译学把知识置于翻译的本体地位,我们再进一步依据体用关系、内部与外部、中心与边缘等参数,在翻译系统中,考察知识与其他翻译元素的互动关系,以便给知识进行定位。这里所讲的翻译系统(translation system)克服了多元系统的局限性,整合了赫曼斯与布迪厄的优点,但又不局限于他们的理论框框,这样可以让翻译系统的概念具有更大的兼容性与适切性。 

       从体用关系给知识定位。源自中国本土的体用范畴,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实体和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二是本体(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方克立 1984:185)。我们用体用关系来分析知识、语言、技术、认知、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实体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来看,知识是实体,语言、认知与技术都是功能,是获取知识的工具与途径。从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来看,知识转移是翻译的本质,语言转换、符号转换、意识形态操纵、权力关系都是翻译现象。本质具有必然性、普遍性、稳定性,现象具有偶然性、特殊性、变动性。我们之所以说语言转换不是翻译的本质,是因为“知识联结是第一性,语言转换是第二性,语言转换是翻译的表象特征,知识联结是翻译的内在特性”(李瑞林 2015:11)。我们之所以说意识形态、权力不是翻译本质,是因为它们不总是在场,具有或然性,不是翻译的常态。不是所有翻译都受意识形态的操控,不是每个翻译都表现为权力关系,不是每个翻译都是改写。在翻译系统的网格中,知识与语言、认知、技术不是横向的并列关系,而是纵向的层级关系。

       从内部与外部关系给知识定位。意识形态、目的、文化、生态、社会等翻译元素属于翻译的外部元素,语言、知识、认知、文本、译者等翻译元素属于内部元素。知识既可以以图式的形式存在于译者的心智中,也可以以产品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中。无论是哪种存在样态,知识都是翻译的内部因素。翻译最根本的是内部因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虽然外部元素对于翻译也很重要,但在对待内部与外部元素的关系上,不能等量齐观,也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夸大外部元素的重要性。

       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给知识定位。中心与边缘关系可以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翻译实践场中,语言、意义、知识、译者、文本位于中心地位,其他元素位于边缘地位。语言是传达知识的工具,译者是知识人,文本是知识的物质载体。“知识是统合多元翻译观的主导概念,是翻译行为作用的核心对象”(同上:10)。在作者、译者、读者三个元素中,译者位于翻译实践场的中心,作者与读者处于边缘,因为后者不在场。

       在翻译研究系统中,学术研究视角随着社会发展、学术思潮与国家需求等因素而动态更变和转移,原来被忽视或位于边缘的翻译元素在竞争中位居中心,例如文化、社会、权力,出现所谓的“文化转向”“社会学转向”“权力转向”,形成所谓的热点与思潮。对于知识而言,它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存在,处于被遮蔽状态。现在它的研究价值已经被发现,也许,翻译研究真会像有人说的那样,发生“知识转向”(潘琳玲、徐岚 2016:224)。当然,“转向”指的是研究“范式的变革”(paradigmatic change, Snell-Hornby 2018:143),不是说任何改变都叫作转向,也不意味着后一个转向是对前一个转向的否定。

      无论怎么转,知识在翻译系统中始终都是翻译实践的核心、翻译研究的本体、翻译元素中的核心要素、翻译变量中的常量、动态翻译场中的稳定因素。知识是联结语言、文化、认知、社会、历史、技术等翻译元素的网络结点。“惟有知识是一切翻译行为中的每个元素都受其驱动的最基本的原动力”(杨枫 2021b:2)。知识具有整合各翻译元素的功能。

       4. 知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

       知识翻译学是一个译学新概念,它能否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要做的就是确立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的存在”(许钧 2012:9)。严格说来,知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不能说是知识,而是知识与翻译的关系,以及由此分解出的具体研究对象。

       翻译实践的译者知识与文本知识。自有翻译实践的时候起,知识就存在,知识与翻译相生相伴,不离不弃。翻译实践与知识的不离不弃是知识能成为翻译研究对象的最根本理由。译者知识与文本知识研究是知识翻译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研究对象。最能反映译者知识与文本知识重要性的是《红楼梦》的翻译,涉及的知识包括饮食、服装、茶酒、民俗、礼仪、园林、医药、宗教,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译者没有渊博的知识储备,翻译就寸步难行。翻译自然科学的作品,需要科学知识;翻译人文科学的作品,需要人文知识;翻译社会科学的作品,需要社会知识。因此,翻译什么文本,就需要什么知识,需要什么知识,就研究什么知识。

       翻译理论的知识证伪。翻译理论从哪里来?首先是自下而上的经验描写与归纳推理,其次是自上而下的逻辑推演与理性思辨。理论建构依靠的是假设、概念、判断、推理、验证,而这正是知识形成的基本条件和逻辑前提。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为翻译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思维方法。理论属于命题知识,命题有真假之分。一切理论都需要在知识面前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只有经过检验与证伪的理论才能作为科学的理论为大家普遍接受。 

       翻译批评的知识评价。翻译批评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历来受人诟病,如何实现翻译批评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一直是翻译批评的老大难问题。知识论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科学性和客观性依据,与对等、忠实、目的等评价标准相比,知识更具有客观性、合理性与可证实性。在知识标准下,一切谬误、臆断、瞎说、没有根据的意见都无处藏身。翻译批评中原来讲不清楚的确证(justification)、客观性(objectivity)、核实(verification)、真理(truth)、信念(belief)、理解(understanding)、阐释(interpretation)、说明(explanation)等概念在知识论中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知识论的真理之光照亮了传统翻译批评难以触及的“黑洞”。

       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与知识生产。翻译过程研究主要依靠有声思维(TAP)、键盘记录(keystroke logging)、眼动跟踪(eye-tracking)等实证方法。这些对描述翻译过程当然很重要,但忽视了知识在翻译过程中的存在。考虑到知识与语言、记忆、注意、信息、联想的密切关系,知识对于翻译过程研究非常重要。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毕竟已经有人在尝试。贝尔(Bell 2001)探讨了知识表征、记忆的认知结构、知识存储以及知识图式等问题。威尔斯(Wilss 1996)意识到了单靠认知心理学似乎不能解决翻译过程的复杂转化问题,提出翻译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knowledge-based activity)。王立弟(2001)运用源自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典型的分析方法,来说明知识图式对于翻译特别是口译过程中的源语理解、信息的记忆与提取和译语表达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总之,翻译过程是一个知识生产、知识转移、知识传播的过程。从知识的角度描述翻译过程,可以把看不见、摸不着的“黑匣子”转换成知识实体。

       知识翻译史。2018年,国外出版了一本《现代翻译知识史:溯源、概念和效果》。虽然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翻译史,但毕竟分门别类地描绘了知识的生成、描绘、国际化、历史化、分析、传播与应用七个板块的知识体系(D’hulst & Gambier 2018)。相比之下,国内虽然有具体学科的翻译史,但还没有一部整体学科的知识翻译史的专著。依据杨枫(2021a:2)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三分法,知识翻译史也可以按科学知识翻译史、社会知识翻译史和人文知识翻译史分类。当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思路与方法也很有启发意义,他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断裂的历史中隐含的话语秩序以及权力关系。

       翻译知识教育。在翻译学框架内,翻译教育研究属于应用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翻译行业化的发展,有专家指出:“翻译教育方面也要与时俱进,转变教育理念和办学思路:即从对学生进行单纯的翻译专业技能训练转向重在全方位素质培养的翻译专业教育”(杨平 2012:10)。还有专家认为:“翻译教育研究的理念经历了从翻译培训到翻译教育的转变,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其学科框架亦需扩充完善”(穆雷 2019:25 )。针对翻译教育发展的新要求,笔者认为翻译知识教育是一个关键抓手与突破口。一些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做了研究,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译者素养应是翻译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指向(李瑞林 2011:50);知识管理与知识转化的方法与模式(覃江华 2022:60)。翻译教育承担着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管理、知识转化与应用的重任。如何在教学、学习与测试中把知识元素融合进去,提升翻译教育的水平,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新课题。

       以上提到的六个方面都不是穷尽式的,还有很多问题都能成为知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知识成为翻译的研究对象,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研究对象的合法性。知识翻译学拓宽了研究思路,开启了新的论域,丰富了翻译学的学科体系。

       5. 知识翻译学的学科基础

       确立了知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下一步就是考察知识翻译学的学科基础,目的是探讨新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从学科归属上看,知识翻译学的理论来源不是翻译学,而是哲学的知识论、知识社会学、知识学。此外,认知学科也能为知识翻译学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基础与学术资源。

       5.1知识论

       知识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哲学大厦的基础,经历了古代知识论、近代知识论和当代知识论三个发展阶段,成为西方的一门显学。柏拉图、洛克、休谟、笛卡尔、康德、费希特、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罗蒂、罗素、奎因、齐硕姆、维特根斯坦、波普尔等人是知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在每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背后,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资源。

       哲学知识论奠定了知识翻译学的哲学基础,能够为这个新兴科学提供基础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金岳霖的《知识论》等都为翻译研究者探究知识与翻译之间关系提供的学术资源与理论基础,对于知识翻译学具有启发与借鉴价值。

       5.2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在哲学知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学科归属上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门学科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由于翻译与社会、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知识社会学显然能够助力知识翻译学的发展。

       知识社会学的思想先驱包括孔德、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社会学家,开辟了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先河。舍勒(Scheler)是第一个提出“知识社会学”概念的学者,成为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曼海姆(Mannheim)是知识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奠定了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础。经过曼海姆的发展,伯格 ( Berger)和卢克曼( Luckman)进一步完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日趋成熟。研究内容包括知识的发展史、知识的社会功能、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社会结构,等等。

       知识社会学有关知识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对翻译研究具有借鉴与启发意义。首先,知识社会学可以为社会翻译学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增加新的研究视角,丰富现有的研究对象,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其次,知识翻译学可以用来探讨中国译论的现代化特征以及翻译的现代性问题。例如,张思永(2020)将中国译论现代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置于中国近现代史和中西现代学术碰撞的大背景中,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之进行考察和梳理,讨论每个阶段的现代化特征,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中国译论的现代化进程有个整体的把握。遗憾的是,运用知识社会学探讨翻译与社会的现代性关系的研究实在太少。

       5.3认知科学

       一般认为,认知科学在1979年正式确立为一门科学。现代认知科学由六个相关学科支撑: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史忠植 2008:6)。由此可见,认知科学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具有高度的跨学科性质。认知的概念内涵根据六个依托的学科表现出多义性。诺曼在《什么是认知科学》中指出:“认知科学是心的科学、智能的科学、思维的科学,并且是关于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同上:9)。

       认知科学对翻译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认知翻译学研究领域,“探索口笔译转换过程、译者行为、译者能力及其相关问题,聚焦译者心智、行为与活动中的认知特点,主要目标在于揭示翻译这一特殊双语活动的本质、内在机制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文旭、肖开荣 2019:2)。认知科学对于探讨翻译过程中信息加工的性质、知识结构、知识存储、知识提取等研究都具有指导价值。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贝尔的相关研究。

5.4知识学

       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研究知识,形成很多分支学科:哲学的知识论、社会学的知识社会学、管理学的知识管理学、经济学的知识经济学、文学的文学知识学、教育学的知识教育学,科学学的知识科学,等等。

       随着知识研究分支学科的蓬勃发展,国内外设立了很多知识研究机构,召开了系列学术会议,产出一大批研究成果,成就一批代表人物,创立知识学的呼声渐高。国内知识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续琨、黄荣怀、陈嘉明、何云峰、柯平、郭强,等等,研究领域涉及科学学、教育学、科学哲学、哲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

       知识学不同于知识论,前者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后者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为了区分这两门学科,有学者指出:“可以从规范上,将纯粹哲学领域的知识学统称为知识论,而用‘知识学’概括所有关于知识的研究”(柯平 2017:14)。这种区分是很必要的,以防止概念的混淆与误读。

       知识翻译学是知识论、知识学以及翻译学交叉形成的一个交叉学科。翻译学可以从知识论以及知识学那里汲取营养,丰富发展翻译学科的知识结构与话语体系。翻译研究者要想借鉴知识论的研究成果,须分析两个学科的交接面,考察其相关性和适用性,进行跨学科的移植和创造性转换。

       需要提醒的一点,我们在借鉴国外理论资源或者跨学科移植时,要批评性吸收,选择性接受,创造性发展。不能以国外理论马首是瞻,不能机械照搬,被西方话语牵着鼻子走,失去研究者的理性思考与独立精神。

       6. 知识翻译学的学科性质

       传统观点认为,翻译学在学科性质上属于实证科学/学科(empirical science /discipline)或者说翻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现在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其实,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性、社会性与人文性兼备的综合性学科,“知识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的学科迷思和分类焦虑,翻译学将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知识成为超学科或元科学”(杨枫 2021a:2)。知识不是自然科学的专利,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有知识。笔者依据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三大学科分类把知识相应分成科学知识、社会知识与人文知识,三大知识分类分别对应三种文本类型,不同的文本类型决定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性质。 

       6.1科学性

       理性主义知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唯一真正的知识。这里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即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客观性和普遍性是科学知识的终极追求。知识翻译学所讲的科学性是指翻译实践中涉及的科学性以及理论研究中涉及的科学性。前者指译者翻译的文本类型,后者指研究者运用的研究方法。

       翻译实践的科学性。从文本类型上看,科学文本是用科学语言写成,传达的是科学知识,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真理。译者要翻译的是命题知识,不同的句子,但表达的是同一个命题,因而,科技文本涉及的知识具有客观实在性,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在另外一种语言中都是可译的,不存在不能表达的科学知识。科技翻译重在求真,译文要符合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要求,译文要经得起科学的验证与确证。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随着翻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翻译认知、翻译技术、翻译语料库、机器翻译等蓬勃发展,为翻译研究方法增添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性元素,推动研究方法向着科学性发展。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倾向于把翻译看作是科学,例如奈达的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和威尔斯的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描写学派的代表人物图瑞用实证方法(empirical method)对翻译进行描写研究,总结翻译事实背后的法则与规律。实证法用在科技文本及科学知识的分析与研究上当然是适得其所。但是,对于人文知识与社会知识是否同样有效,这个要根据学科性质与特点具体分析,分别对待。 

       翻译理论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可靠与有效才能保证理论的科学性。理论是可错的,知识是不断进化的,理论是需要验证的。正因为这样,翻译研究领域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是值得怀疑的,正如吉尔所说的那样,“在翻译学内,几乎没有标准意义上的科学理论”(Gile 2013:153)。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讲理论的科学性,只不过不是在自然科学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翻译理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永远正确的真理。

       这三种科学性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理论基于实践,方法影响理论,彼此密切联系。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才能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二者是因果关系。

       6.2社会性

       知识与社会具有互动关系,知识具有社会属性,这一点早就被舍勒、曼海姆等知识社会学家所证实。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是一定社会中的翻译,翻译知识必然表现出社会性。翻译知识一方面受社会制约,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发生变革与转型。 

       根据知识社会学的概念,“知识”这个词必须作非常宽泛的理解,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所有的文化产物,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宗教、法理及伦理信念、哲学、科学、技术等(刘文旋 2002:42)。这样一种界定虽然对翻译学具有借鉴意义,但知识社会学毕竟不同于知识翻译学,其概念内涵不可能一样。笔者认为,知识翻译学的社会性包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权力、伦理、规范、秩序、生态、信仰、身份等构成要素。这些社会要素影响翻译知识的生产、分配、消费、传播与接受。

       社会知识制约翻译知识。当知识进入社会中,知识不再是客观、中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在社会关系中,知识成为一种权力,知识变成一种资本,知识影响社会秩序,知识改变社会地位,知识塑造着各种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等级关系。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演变成了“知识就是权力”。受社会的影响,翻译知识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被打破,对等与忠实在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是一种理想。 

       翻译知识影响社会变革。知识与社会的影响关系是双向的,我们在看到社会知识制约翻译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翻译知识对社会的反作用力。翻译知识一旦在目标语社会中传播,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影响译入国的国民,成为社会变革与制度转型的推动器。其中,译者作为社会行动者(social agent)在影响社会变革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6.3人文性

       人文知识主要包括语言知识、文学知识、艺术知识、美学知识、历史知识、哲学知识,等等。这些知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指向人的心灵、精神、情感、价值与意义。“它们构成了人类知识与思想中一个相对独特的领域,一个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更直接地与人的心灵世界与情感天地相通相连的特殊领域”(刘鸿武 2010:22)。“人文世界的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决定了人文科学具有区别于社会科学的独特的性质和特征”(朱红文 2005:199)。这两种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人文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性特征。

       人文知识反映的是人类的心灵与精神世界,涉及情感、体验、意义、理解、价值、直觉、解释、前见、视域、空白、主体性等变量。人文知识因其主观性而受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非科学的。这样的知识能否称为知识?是否可以确证?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具有合法性?哲学界早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文艺学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也作出了回答。

       在哲学界,伽达默尔是捍卫人文科学知识与真理的杰出代表。他在《真理与方法》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人文科学也涉及知识和真理,这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与真理。哲学、艺术、历史都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真理。这本书从捍卫艺术真理开始,但“又不是停留在捍卫艺术真理上,而是试图以这个为出发点发展一种与整个诠释学经验相一致的知识和真理观念”(Gadamer 2004:XXII)。

       在文学界,不少学者都对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进行研究,有的认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表现为:反思性、语境化和前学科性(冯黎明 2008:15);有的认为,艺术理论研究是一种反思性的、历史性的和地方性的知识生产活动(刘春阳 2021:32);有的认为,文学理论属于非实证性的知识,解释的知识,可以名言的知识,寄生性的知识(邢建昌 2017:139)。尽管观点不完全一致,但肯定了文学理论是一种知识,分析了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区别性特征,确立了文学知识论的理论依据。

       针对人文学科的人文性特点,翻译界认为翻译是一种理解与解释活动,“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但翻译的解释是有限度的”(朱健平 2007:276)。在肯定译者创造性的同时,翻译评价也要防止走向相对主义与不可知论。因此,吕俊(2005:64)提出共识性真理观的三个翻译标准:尊重知识的客观性、尊重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尊重原文作品的定向性。

       知识翻译学的这三个性质不是三足鼎立的对立关系,知识以其综合性把科学性、社会性、人文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不同的文本类型对应不同的知识类型,不同的知识类型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影响各自的理论性质。

       7. 结语

       本研究论证了知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基础、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以及知识在翻译系统中的地位。研究表明,知识翻译学表现出不同于文化翻译学、认知翻译学的区别性特征,具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理依据。知识翻译学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赋予其综合性的学科性质,具有整合其他分支学科的功能。这样,知识翻译学就可以称为普通翻译学,与特殊翻译学、理论翻译学并列。不过,知识翻译学要想确立独立学科的地位与学科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个新兴学科都必须在学科的合法性面前为自己的独立地位而辩护。“学科化是确立学科知识结构体系化、寻求学科地位的过程”(蓝红军 2019:109)。因此,知识翻译学的学科化任重而道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很多问题仍须进一步思考与论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知识翻译学都是一个学术前沿课题,期待更多学者加盟这一研究领域,形成学术共同体,共同推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发出中国声音,以便能够和国际接轨,与世界对话。